广西云-广西日报记者 古秀芳 制图

“我差点就死了，谢谢医生！中国人，好！”今天，病人Alhassane终于出院了。办完出院手续后，他和妻子来到我的办公室，在我面前深深鞠了一躬，流泪道谢，我也湿了眼眶。

回想起刚到尼亚美首都医院的时候，因我看起来显年轻，医院的人员对我没有太多的信任感。后来，当地病人Alhassane因伤寒引起肠穿孔入院治疗。一位苏联的外科医生为他做完手术后，大便还是从伤口流出，也就是肠漏。后来查房的时候，科主任问：谁来为他再做一次手术？现场有日本、苏联、法国和比利时的医生，却一直没有人应答。最后，我说：“让我来试试吧。”

视频摄制：广西云-广西日报记者陶昌顺 实习生韦小丫

手术中，我发现患者的小肠末端还有伤寒引起的肠穿孔，上次手术没有处理干净，再加上之前小肠和大肠吻合的地方又裂开了，形成了多处肠漏。再不及时处理，患者随时会有生命危险。于是，我把有问题的那段小肠、盲肠和一部分升结肠一起切掉，再把剩下的小肠和横结肠重新接好。

为了减轻术后肚子胀气对吻合口的拉扯和水肿，保证血液供应，我同时给他做了乙状结肠造口，也就是在肚皮上开一个排便口（人工肛门）。我在他的腹腔里放了引流管，对其伤口彻底清创、分层缝合引流。术后，我给病人用了抗生素，还输了血，重点保护手术切口，不让造口排出的粪便污染伤口。

可手术后连续5天，Alhassane的人工肛门一点大便都没有，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连说话都快没力气了。我当时特别着急，以为是肠道吻合口出了问题，可反复检查，又没发现异常。

1986年12月，在第5批援尼日尔中国医疗队告别晚会上，周敦洪（右）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尼日尔代表（中）、尼亚美首都医院麻醉师（左）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后来我仔细问了陪护的人，才知道真正原因：Alhassane心里有顾虑，他不敢多吃饭。他觉得吃得多，大便就多，一来会麻烦我这个中国医生频繁换药，二来大便又脏又臭，还经常排气，他受不了，所以故意不吃饭。

知道真相后，我特别心疼他，我心里暗暗下定决心：我做的手术，一定要把他救活。他最大的问题不是身体，而是思想包袱。我鼓励他，让他再坚持忍耐一下：“再过三个月，我可以再给你做一次手术，把人工肛门关掉，你就能像正常人一样从肛门排便了。”话音刚落，我看见他眼睛一下子睁开了，还有点不敢相信。我又重复了一遍，他才真正听懂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去查房，他的粪袋已经装得满满的，人也精神多了。随着造口排出的大便越来越多，为了保护伤口，我叮嘱家属：“粪袋一满就马上叫我。”我每次都亲自过去查看伤口有没有被弄脏，亲手帮他换粪袋，把粪袋边缘贴紧皮肤，不让粪便流到切口上。患者住院期间，我几乎整天守在诊室里照看他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要给病人换3—4次药。

再后来，患者术后的伤口已经长好，家属就可以自己换粪袋了。病人笑着不停地说：“C'est bon, c'est bon！（这样好，这样好！）”还伸出那只干瘦无力的手，要和我握手，一边说着：“Mon camarade（我的朋友）。”

最后，他恢复得很顺利，我和患者都特别开心。在查房时，各国的外科医生和尼日尔的医护人员看到这位患者的恢复情况后，都对我投来称赞的眼光。

一个月后，Alhassane已经能坐起来吃饭了。三个月后，我再次给他进行了手术，把乙状结肠造口关闭，他终于恢复了正常排便。

据我了解，与Alhassane同住一间病房的另外两名患者，由其他国家的外科医生负责救治。当时实行的是各国主诊医生对患者全程负责到底的制度，但最终这两名患者还是没能抢救过来。

出院时，Alhassane和妻子的这一鞠躬，重过千言万语，我很感动。我深知，作为一名医生，为患者解除病痛，本就是分内之事。

【人物名片】

周敦洪在翻看当年支援尼日尔的文件资料。广西云-广西日报记者 陶昌顺 摄

周敦洪，1937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，1954年就读于广州华南医学院（现更名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）。1962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（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）攻读研究生，1965年毕业。1982年调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，为外科主任医师。

1984—1986年，入选第5批援尼日尔中国医疗队。1987—1995年，作为联合国志愿人员专家，在科摩罗从事医疗援助工作，1995年退休。

点击下方图片进入专题

查看更多精彩内容

↓↓↓